韓國服裝出口促進體系淺析

　韓國的經濟起飛要早于中國，中韓兩國在服裝出口貿易的發展階段上存在著時間差，而以“外史”為“內鑒”不僅可以讓中國在服裝出口貿易的發展上少走彎路，而且還可以將韓國發展服裝出口的成功經驗進行“韓為中用”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經濟成長過程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產業的發展，而后又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向重化工業和信息產業轉移，這也正是韓國服裝出口規模出現大起大落的歷史背景。　　
 
　　對于我國的服裝工業來說，應當從韓國服裝出口發展過程的起伏入手，對韓國服裝出口促進體系的過去與現在加以借鑒。一方面，之所以要借鑒韓國服裝出口促進體系的過去，其原因主要在于韓國的經濟起飛要早于中國，中韓兩國在服裝出口貿易的發展階段上存在著時間差，而以“外史”為“內鑒”不僅可以在服裝出口貿易的發展上少走彎路，而且還可以將韓國發展服裝出口的成功經驗進行“韓為中用”。另一方面，之所以要借鑒韓國服裝出口促進體系，其原因主要在于韓國服裝出口現在面臨的形勢在未來某一發展階段，我國的服裝工業也有很大可能要面臨，因而，就中國的服裝出口發展方向而言，研究韓國服裝出口貿易發展如何能夠通過由注重依賴價格競爭向注重依賴非價格競爭的導向轉變以實現“增收不增產”，根本目的應當在于以韓為鏡，未雨綢繆，迎接未來的機遇與挑戰。　　
 
　　應當指出的是，盡管韓國服裝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的一套相對完整的政策支持體系，但由于中韓兩國的國情差異，將這一套政策體系完全移植到中國來也是不現實的。相對來說，促進韓國服裝出口的宏觀政策體系的形成，受到除了服裝工業外許多政治經濟要素的左右，有些政策的確對于服裝出口的推動作用比較明顯，但只在韓國可以采用，在中國就不可以采用，像韓國在經濟起步階段并不鼓勵外國直接投資，而是以政府擔保對外借款作為利用外資的主要手段，但中國特別是對中國服裝工業來說的利用外資，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此同時，促進韓國服裝出口的微觀政策體系的形成則主要受到市場因素的左右。由于微觀體系僅僅涉及到與韓國服裝出口有關的促進政策，這種政策體系可調節性很強，因而也成為中國服裝出口貿易發展的借鑒重點。　　
 
　　具體來看，對于要進一步發展出口貿易的中國服裝工業來講，在借鑒韓國出口促進體系方面，有必要在明晰什么樣的政策不需要借鑒和什么樣的政策借鑒不了的基礎上，終才能確定現階段在服裝出口的促進體系方面需要向韓國借鑒什么樣的政策。　　
 
　　一方面，韓國促進服裝出口的某些政策是針對韓國自身存在的某些劣勢而推出的，我們并不存在這樣的劣勢，因而也就沒必要在政策借鑒上“全盤韓化”。例如，韓國服裝工業在促進出口貿易方面近年來有許多政策體現為“增收不增產”導向，這是我們難以借鑒的。應當看到，韓國的勞動力資源相對于其經濟總量來說已經接近充分就業狀態，韓國在服裝出口上“增收不增產”的政策導向是其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造成的，屬不得以而為之，而我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據充分就業的目標甚遠，工資對勞動力供給的彈性要明顯高于韓國，完全有條件在政策導向上走“增收也增產”的路子。　　
 
　　另一方面，韓國促進服裝出口的另一些政策的實施盡管成效顯著，但我國的服裝工業卻不具備效仿的條件，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也不能照搬。例如，韓國在制定促進服裝出口的某些政策時基本上可以不必考慮其自身服裝出口對國際市場服裝價格行情的影響，這是因為韓國的服裝出口規模畢竟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韓國在服裝市場上還只能是“貿易小國”。相反，作為“貿易大國”，中國在制定促進服裝出口的某些政策時就不能不看到其自身服裝出口對服裝市場價格行情的影響。　　
 
　　不難看出，韓國服裝工業對國際市場的影響與中國同行相比差距甚大。按照小國模型，韓國促進服裝出口的政策可以理解為無界假定，只要有條件，韓國的服裝出口在一定時期內可以“無限”增長。相反，按照大國模型，中國促進服裝出口的政策可以理解為有界假定，即在一定時期內的政策導向只能是追求服裝出口規模的大化。　　 
  
     當然，韓國促進服裝出口的政策體系對中國服裝工業的出口貿易發展來說，可借鑒之處還是主要的，如在同業情報交換制度/同業間專業化分工/研制開發的協調/工業發展基金/高級化育成等諸多方面的政策均值得細細咀嚼，終為我所鑒。具體到如何借鑒，還要因時制宜和因地制宜，恕在此不一一贅述。(AAMHGCVVB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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