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行業：“轉移”和“升級”的辯證法

  此舉挽救了瀕臨破產的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之后成立的太平手袋廠也成為當地首家“三來一補”企業。隨后，承接產業轉移開始成為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巨大推動力。

  30年后，產業轉移還在繼續，但情況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

  2008年，東莞市關停的中小企業達800多家，這一數字和往年相比基本保持穩定。“基本沒有一家經營狀況不好的企業能夠轉移出去。”東莞市經委的同志說。

  在浙江溫州，這幾年每年大約有2000家企業以各種方式進行轉移。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這些企業大都是有能力轉移的企業，沒有一家是在溫州經營不下去的企業。

  “企業轉型升級之后才能有轉移。”溫州市服裝商會會長鄭晨愛的判斷，得到了很多人認同。在很多地方，產業轉移已經成為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手段。“轉移”和“升級”正變得辯證而統一。

 轉型升級之后才有轉移

  上海紡織（集團）有限公司的一項重要舉措完成了企業近年來的戰略部署。2008年，企業新的生產基地落戶在棉花產地江蘇鹽城的大豐市。“上海發展紡織業已經沒有比較優勢，我們的生產基地已經逐漸轉移到上海周邊地區。”上海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封亞培說，上海總部作為貿易、研發中心，效益大大提升。

  浙江溫州的康奈集團有著類似的轉移。康奈集團正在四川崇州建設生產基地，那里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相對便宜，更坐擁西部地區廣闊市場。“溫州本部將來的主要定位是研發設計和生產高端產品。”康奈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周津淼說。

  率先發展的東部地區，土地資源緊缺、勞動力成本上升，企業發展到一定層次之后，就有了將低端制造環節轉移出去的內在要求。溫州市經貿委主任姜增堯形象地把康奈這樣的企業比喻為“風箏”。

“不過我們不擔心放出去的風箏收不回來，因為在轉移生產制造環節的同時，我們要留住品牌，留住研發。”姜增堯說。

  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每年轉移的2000家左右企業都是有能力轉移的企業。這個能力并不是簡單指企業的經濟規模，而是已經實現了升級，或者正在積極升級之中。

  “轉移的前提是實現轉型升級。”溫州市服裝商會會長鄭晨愛認為，溫州2000多家服裝企業，大部分還依賴于溫州的信息優勢和產業配套優勢生存，還不到轉移的時候。只有企業自身實現了升級，發展了品牌、研發、流行趨勢發布、創意等面向服裝制造的服務業，制造環節才能轉出去。”而這樣的轉移，正像“放出去的風箏”，根還留在溫州。

  目前東部地區的很多企業還難以完成產業鏈低端環節的轉移，更多的是規模的擴張。以溫州服裝產業為例，雖然從技術層面來看，溫州的精品服裝制作能力已經很強，尤其是西服，許多國際品牌都在溫州生產。“但溫州企業本身還處于產業鏈的低端，來料加工出口仍然是主流，企業自主設計的產品出口比例還不高，更不用說品牌產品出口。”鄭晨愛認為，研發能力跟不上，制造環節就轉不出去。

  轉型升級之后才有轉移，浙江紹興紡織產業發展的軌跡也證明了這一點。經過30年的發展，從紡紗、織布到印染，從生產到設計，紹興紡織產業鏈十分完善。在紹興市經貿委副主任商城飛看來，“紹興紡織更加注重品牌建設，更加貼近市場終端，根據需求來決定上游生產，更加注重研發設計，知識產權意識不斷增強。”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紹興紡織產業中，織布環節的總量正不斷減少，比重呈下降趨勢。不少企業選擇把織布環節轉移到江蘇吳江等地。這樣的變化也讓人們對紡織這樣的傳統產業有了新的認識。傳統產業不一定就是夕陽產業，紡織產業要轉移，但并不是要全部轉出去。

  浙江越紅控股集團的探索很有代表性。兩年前他們成立了越紅紡研，為紹興眾多紡織工廠和貿易公司提供打樣、設計服務。越紅控股集團董事長金興全說，企業如今和100多家下游客戶建立了合作關系，正在賺研發和高科技的錢，而低端的生產環節則開始“轉出去”，在陜西韓城建立了紡紗生產基地。

  越紅的探索和紹興市的發展思路不謀而合。2008年，紹興出臺了《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指導意見》，“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促進紡織產業升級，從長遠來看，資源消耗大、勞動密集的低端制造環節肯定是要轉移出去的。”商城飛說。

  轉移是升級的重要手段

  無論對于企業還是對于地方經濟，升級與轉移都是統一的。對企業，轉移是生產環節細分的結果，升級了低端制造環節就要轉出去；對地方，轉移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手段。

  “騰籠換鳥”把附加值低的產業或部分環節轉出，為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發展騰出空間，成了不少城市共同的選擇。以上海為例，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是上海市確立的產業發展重點，轉型升級為現代服務業發展騰出空間，開始成為這個城市發展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上海市的產業轉移從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從一個以紡織業為代表的輕工業發達的城市轉變為一個重化工業城市，發展出鋼鐵、石化、機電、汽車、造船、計算機等六大支柱產業。“新一輪的發展定位于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就要把這些既有產業的企業總部、研發中心留在上海，生產環節轉出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說。

  2005年年末，上海市產業合作促進中心成立。上海的目標是“十一五”期間淘汰4000至5000家，也就是每年800至1000家，關停并轉的企業都包括在內。中心副主任陳昌其說，“產業合作促進中心的主要職能就是協助落后產能的淘汰，為企業向外轉移提供信息的橋梁。”

  在浙江溫州，一個名為《關于促進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意見》的文件出臺。《意見》強調發揮溫州產業優勢，注重把實施“走出去”戰略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結合，與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相結合。

  為了引導產業合理有序轉移，溫州市制定了汽摩配、泵閥、電氣、船舶、風電裝備、服裝、鞋業、合成革、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等10個行業的轉型升級行動方案，梳理了一批工業轉型升級重點項目，形成了《關于實施“工業轉型升級321行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意見》。

  承接產業轉移中同樣孕育著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機遇。對于很多地區來說，根據產業規劃有目的承接產業轉移，開始成為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方式。

  從2008年7月開始，隨著《關于實施“千百億工程”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江蘇鎮江下定決心對既有的機械、化工、造紙、電子信息、材料工業、交通設備、食品、電力等8大支柱產業進行調整，裝備制造業、綠色化工業、造紙業、新材料業和特種金屬業開始成為這個城市新的產業發展目標。鎮江市經委黨組成員朱利榮介紹說，鎮江要圍繞5大產業進行點對點的招商，對于不符合產業要求的企業一個都不要。

  鎮江的做法目的很明確，就是基于自身優勢和資源，對產業結構做一次提升，而承接好相關產業轉移，將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所在。可以肯定的是，把握好產業轉移的機遇，無論對于轉出地還是承接地，都將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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